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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晚年时光:借债度日 发布时间 201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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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像。(网络图片)

    于右任是一位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元老,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了台湾,继续担任“监察院院长”等高职。他的最后15年是在台湾度过的。

    于右任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他的一生,无论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担任多大的官职,有多大的权力,他始终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质。  

    人们不会忘记,即使在于右任病痛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所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1962 年,于右任84岁。年后不久,于右任身体不适,自感去世之日不久,心情变得很郁闷,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信念,并努力为社会服务。除了继续参加监察院、标准草书研究会的一些社会活动外,他还抱病参加台湾省议员选举,并多次教导年少者,为他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做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他想将自己所有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告诉这些青年人,但想来想去,只能拣最重要的“立志”来讲,他说:“诸位都是有为的青年,前途非常远大,在此我仍愿以我数十年为学、处事及革命的体验心得‘立志’二字勉励大家……

    所谓‘士先志’,就是教人立定志向;志向确定了,做人就有了主宰,就不会随俗浮沉。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豪杰,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无不始于立志……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多读中外名人传记,有所取法,见贤思齐,知所奋勉。”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特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看书、写字则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1963年4月16日入荣民医院后,他在日记中很感慨地称:“少年不看书,老年欲看而不可能,可哀也。”“不看书者真可为愚人,可耻。”1964年1月14日则写:“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圣经味淡,百读不厌。”这些文字是于右任对“看书”习惯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不仅给别人写,更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免不了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 

我的钱已用干 

    人们也不会忘记,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坚持文人从政的传统美德,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因此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台湾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长赵聚钰前来看望,劝他住院治疗。于右任没有表态。因经费困难,住院日期一拖再拖,致使病情恶化。蒋经国也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以诸如“最惠”之类的理由,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可以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写了又撕,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看到一生高官,连任三十一年监察院长,而且是著名书法家、诗人、社交活动家的于右任先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只有这样一些物件。人们无不凄然,敬佩景仰之心顿生。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县人。他苦等时局的变化,希望有生之年可以返回故乡,希望能见到自己的结发妻子高仲林以及长女于芝秀等亲人。这样的愿望始终不能实现,他便变得更加伤感,常叹息道:“我好想念她们呀!”还作诗寄托思念之情,《忆内子高仲林》中即写道:“梦绕关西旧战场,迂回大队过咸阳;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高仲林80寿辰的时候,于右任又伤感地写信告诉香港的吴季玉先生,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他也非常想念大陆的朋友。丁中江曾回忆:民国四十年春,我由泰国和越南遄返台北探视亲友,抵台当天即赴青田街谒右老,老人家一见我面,还来不及握手,就大哭起来,口中喃喃说:“大声(陆铿号)大声,我想念他。”因为若干年来,我总是和陆铿一同谒见老人,这次在万劫之后,只见我一人,而陆铿却在昆明,老人家见到我,勾起了对陆铿的想念,遂掩面痛苦。……后来我返香港,去向老人家辞行时,右老很高兴的对我说:“我有件宝贝送给你。”

    一边说一边在书桌上找,找了一会找出一份报纸,原来是一份《天地新闻》日报,正是查封那一天的。他老人家把报纸摊开,在上面写着:“二十四斤行李中留此宝物,以赠中江,念大声不已。”写到末一句,又掷笔大哭。

    1月12日的安排:“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的安排:“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做出这样的预先安排后,于右任仍感觉非常抑郁。15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怀着这样的心情,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

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

    最后,他只好说:“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您,好吗?”于右任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未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

    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先生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于右任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这一解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于右任,1879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1964年病逝于台湾,享年86岁。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又号髯翁,晚年又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晚年称“每得一样美食,便觉生命更圆满一分”。于右任的高寿,得益于三友:书法艺术;松树和一切树木;美食,尤其是山药、核桃等产自植物的美食。自勉道:种柳观生意,栽松养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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