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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外孙女遭红卫兵扒光上衣侮辱悲愤自尽 发布时间 2015-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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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冬,俞大絪(中) 
  
    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狠命抽打,鲜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本文摘自2013年第2期《国家人文历史》,作者沈宁,原题为《永远活在我心里的俞大絪教授》。 

    从我懂事开始,在家里听到最多的人名之一,是俞大絪,她是中国化学大师曾昭抡教授的夫人。我的父母都是做英文工作的,经常听他们提到:俞大絪教授当初是这么讲的,俞大絪教授当初是那么讲的。如果他们在英文方面遇到问题,就更会争论,然后结论是:我们去问问俞大絪教授好了。

    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之后,父母带了我们兄弟,第一个去拜访的,也就是俞大絪。顺便说明一下,俞大絪是真正的名门之后,她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妹妹。

    俞大絪和她的姐姐俞大缜,都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抗战时期都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做教授,那时我的父母两人都是她们的学生。俞大缜讲英国文学史,很严格,历史年代、作者生平、代表作介绍、文学风格等,都要一字不差地背,学生们都有些怕。俞大絪讲英国小说和英国诗歌,讲得生动逼真,引人入胜,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也记得比较迅速和牢靠。

    父亲曾经告诉我,他最喜欢的课,是英美诗词,俞大絪教他们唱美国民歌,如《苏珊娜》等,要求学生们背熟。后来晓得那很有好处,歌词容易背,记了单词、句型、语法,还有美国人的讲法习惯。

 俞家两姐妹个子都不高,身体都胖胖的,俞大缜更胖一些,而且体弱多病。

    俞大絪的身体好一些,多年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做教授。中国曾经最流行的英文教材之一,是许国璋和俞大絪教授编写的。我小时候曾跟随父母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俞大絪好几次。她的模样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头发梳得很整洁,满脸是笑。她身上穿着对襟的深色丝棉袄,绣着暗花纹,雍容华贵,又平易近人。

    每次去,父母仍像学生去见老师一样紧张,父亲通常要穿上西装,母亲则换好旗袍。我们小孩子,也都要换衣服,梳头洗脸,格外装扮。父母亲说:俞大絪教授是名门后代,又曾留学英国,生活态度非常严肃和精致。如果我们容貌衣着随随便便,是对她不尊重。俞大絪的家在燕南园里的一处平房,那房子里不很明亮,暗暗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里面塞满了书。

    每次去俞大絪家,父亲会特别热切地察看书房里的大书柜,回家就会发一通感慨:如果有一天,我也有一间书房,也能安放这样的大书柜,此生足矣。但是我们家总是房子太小,没有空间给他做书房,更没地方让他放大书柜,就是有地方,我们也买不起大书柜。

    我们到俞大絪教授家,虽是学生拜望老师,俞大絪仍会像招待朋友一样,请父母两个喝茶,坐在客厅里谈天。俞大絪是个开朗快乐的人,比较喜欢讲话。或许因为父母都是她的得意弟子,所以她特别乐意跟他们谈天。但是俞大絪教授的丈夫曾昭抡先生,却非常沉默。 

    去俞大絪家好多次,却只见到过曾昭抡先生一两次。后来才晓得,曾先生原本也是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一九五一年又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一九五三年成立高等教育部,便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一九五七年。我想,就是那几年里,我们去俞大絪家,见到过曾教授。

    记得我们到了之后,曾昭抡教授在门厅里,跟父母打个招呼,握握手问问好,寒暄几句,然后俞大絪教授招呼我们一家进入客厅,他就不见了。

    母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许阿姨,专业化学,是曾先生的亲传弟子。许阿姨曾告诉我,一九五O年曾昭抡教授应周恩来总理召唤,从英国回大陆工作。途经香港,召开了一个西南联大校友集会,曾昭抡教授向他过去的学生们发表激情万丈的演讲,动员青年们回归大陆,为中共建政服务。许阿姨就是受到曾先生的鼓舞,当场报名,毅然带了全家回到北京的。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曾昭抡教授被打成大右派,不光丢了高教部的官职,甚至连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教职也丢了。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数次努力,想把曾昭抡调去,但校党委始终不答应。最后是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把曾昭抡教授请去湖北任教。从此曾教授常年在武汉,所以我们再去俞大絪家,当然就见不到他了。

    我的母亲一九五七年也被划做右派,父母两人就不敢再多与友人来往,免得给别人惹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还曾到北京大学燕南园去过几次,看望俞大絪教授。母亲说,俞大絪教授一个人孤孤单单,需要有人表示关心。父亲说:那两年俞大絪教授明显地变老了,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中国政治运动一次接一次,毫无间隙,而且日益残酷,正常人之间,壁垒越加森严,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父母亲在家里,会经常提起俞大絪教授,叨念不知她近况如何,很担心北京大学的极左潮流,会伤害俞大絪教授。

    不出所料,史无前例的“文革”终于从北京大学发作起来。我家很快就沉了船,难以自救,不敢也无法顾及他人。过了些时,我因为会拉小提琴,参加了北京一个中学文艺宣传队,到北京大学去集训几个月。母亲悄悄嘱咐我,想办法打听一下俞大絪教授的消息。

    我晓得在北京大学极左气氛中,不可能公开打听俞大絪下落。我曾经趁着月黑风高,偷偷跑去燕南园。可是没有找到地方,父母拜望俞大絪教授家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且只是跟随,从来没有想到要记路,有一天会独自来探听她的安危。燕南园已经面目全非,到处是标语大字报,门窗残缺,庭院荒芜,一派破落,再看不出原是教授学者们居住的地方了。

    后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英文系所在,从那里的标语大字报里,发现对俞大絪教授的辱骂,她已经“自绝于党”。我当时读到打了大红叉的标语,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时不知身在何处。之后我打听到,“文革”发生之后,俞大絪教授家先后被红卫兵抄过多次,书籍文物都遭毁灭。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时,强迫俞大絪教授下跪在地,红卫兵剥除她的上衣,用皮带狠命抽打,鲜血淋漓。俞大絪教授终于不堪侮辱,悲愤难抑,服药自尽,年仅六十岁。

    母亲听说了以后,独自关在小屋里,痛哭了很久,以后连续几日,什么话也不说。父亲后来告诉我,俞大絪教授因为出众的聪明才智,加以学术方面的成就和能力,一直特别要强,又特别的高傲。曾昭抡教授受辱,已经给她许多打击,她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后来直接迫害到她自己身上,她就绝对无法继续忍受。士可杀,不可辱,那心情父母亲都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曾昭抡教授早在一九六一年就患了癌症,可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工作,甚至还在重病期间组织学生完成《元素有机化学》丛书,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随后“文革”开始,曾昭抡教授不仅得不到医护治疗,反要被批斗被隔离,加以妻子俞大絪的辞世,曾昭抡教授终于支持不住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离开了他曾贡献毕生精力却难以赢得尊重的祖国,他才六十八岁。

    从此我在家里,再没有听父母亲提到过俞大絪教授。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忘不掉她,提起她会引起太多的伤感。我知道,俞大絪教授,还有曾昭抡教授,将会永远地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我们的子孙会一代一代地记住他们。

    文章来源: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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