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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巴西的关系
发布时间 2012-04-05

             

                                    作者:     陈太荣、刘正勤

    葡萄牙殖民者1553年窃据中国澳门后,以澳门为桥梁,开始了中国与巴西的交往。葡萄牙船只把精美的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经里斯本运往巴西,返程时又把巴西的黄金、烟草等输入中国。中华文化受到巴西人民的珍爱,对巴西殖民地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习俗曾一度产生过很大影响。19世纪前不断有零星中国人移民巴西。19世纪,巴西招募中国劳工到巴西种茶、开矿、修铁路与公路。1880年,清朝与巴西建交,但双方往来不多。

                                           招募中国茶农到巴西种茶

    19世纪初期,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伙同英国人开始掠卖中国人到拉丁美洲殖民地特立尼达和巴西做苦力,第一次将东方苦力贸易扩大到了拉美,揭开了西方殖民者向拉美输入契约华工的序幕,成为19世纪中叶后大批运往拉美契约华工的先驱。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在广州一带拐骗了300多名中国人。为避免清朝地方官员干预,先偷偷把这批人运到澳门集中,再租用葡萄牙船只运到马来半岛槟榔屿,然后换乘英国船运往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

    1808年初葡萄牙王室为逃避法国拿破仑入侵到巴西建立海外王朝后,为缓和巴西人民对葡萄牙殖民统治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以稳定巴西政局、发展巴西经济、解决王室与政府庞大的财政开支,摄政王若昂六世决定在巴西发展茶叶和咖啡种植,以取代中国直接向欧洲国家出口茶叶。为此目的,他决定延聘中国种茶技术员和茶农到巴西种茶。根据中国学者研究,1808年有少数中国茶农、1810年有数百中国茶农抵巴,在里约热内卢从事种茶工作,他们成功地种出了茶,使中国茶树在巴西许多地方成林。1810年5月13日,摄政王若昂六世签署法令,允许巴西同澳门直接进行贸易。巴西在澳门设立“招工馆”,不断私自“招募”华工到巴西修铁路与公路,开矿山,在种植园干活,在城市当建筑工人。

    1888年巴西帝国政府彻底废除奴隶制,巴西劳动力匮乏,特别是咖啡种植园和亚马孙地区橡胶业发展急需大批劳力。1892年,巴西共和政府颁布法令,授权进口亚洲移民,优先选择日本与中国移民。1893年,巴西派特使访华,向清政府提出引进中国移民要求,条件是中国移民必须加入巴西国籍。可能是双方在国籍问题上存有歧见,清政府拒绝了巴西的移民请求,但巴西仍继续从中国私自招募中国劳工到巴西干活,最后一批300人是1910年到亚马孙腹地修铁路。据不完全统计,巴西在1808~1910年期间共从中国运进劳工约9000人,加上零星移民,可能达近万人。

                                     二、清朝与巴西建交

    巴西帝国自1850年起开始部分废除奴隶制。1864~1870年与巴拉圭发生战争,使巴西劳力紧张。巴西政府获悉美国、古巴、秘鲁等国从中国大量输入廉价劳工促进经济发展,因而主动向清政府提出建交要求,以便商讨招募华工和发展贸易。1879年,巴西驻英国公使白乃多会见清政府驻英、法钦差大臣兼公使曾纪泽,要求向清廷转达巴西愿与中国建交、“决意遣使臣赴华立约并着意招工”之事。由于当时派遣华工在国际上引起一系列纠纷,清政府决定拒绝巴西要求,“不许提招工之事”,“能不立约最好”,不急于和巴西建交,要曾“切实劝阻”巴西使臣赴华。但巴西政府不予理采,仍于1879年任命巴西前驻欧洲国家的海军武官穆达海军中将(Artur Silveira da Mota,1843~1914,参加过巴拉圭战争,曾任巴西最大的战舰“尼泰罗伊”号装甲护卫舰舰长,1878年晋升为海军中将,1882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并被授予男爵称号)为巴西帝国特使与全权公使(Enviado Estraordinário e Ministro Plenipotenciário)率巴西特使团乘“Vital de Oliveira”号护卫舰启程赴华。特使团其他成员为全权公使喀拉多(巴西驻巴拉圭公使Eduardo Callado)、海军武官Luiz Felipe de Saldanha da Gama和巴西驻西班牙公使馆随员微席叶(Henrique Carlos Ribeiro Lisboa,兼使团翻译)。穆达一行先到巴黎会见曾纪泽,曾再次向他们重申清政府立场与态度。穆达当即表示,巴将不再提招工之事,只谈立约建交。巴特使团不听劝阻,仍坚持乘兵船赴华,经香港、广州、澳门与上海,于1880年6月1日(公历7月8日)抵达天津。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在其驻地天津 同巴西使臣议约。6月5日(阴历),李在总督衙门会见穆达一行,表示“欲联邦交自可共敦和好,但不必遂立条约。俟贵国以后有商船来华,生意兴旺,然后再议约章”。但巴方坚称,他们“奉命前来通约和好,总以条约为凭”。于是,双方于6月8日(阴历)开始举行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议约建交谈判。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双方反复辩难,“数易其稿”,最后以1874年签署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为蓝本,并参照各国条约,定为16条。1880年8月1日(阴历)(公历9月5日),两国在天津签署了《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9月2日(阴历),巴西特使进京进行了礼节性拜访活动。条约主要内容为:(1)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臣常驻对方首都,享有最优国使臣待遇。(2)在对方通商口岸,互设总领事、领事等官员,他们必须是真正官员,不得以商人兼充,不得经商。(3)限制领事裁判权。两国公民在华诉讼、涉及财产犯罪各案,“俱由被告所属之官员专行审断,各照本国律例定罪”。(4)促进往来通好,自由侨居,两国永存和好。(5)发展贸易,平等互利。两国人民均可到对方开放的通商口岸进行贸易,并享有“最优国”关税待遇,但禁止贩卖鸦片。

    条约签署后到双方换约批准,其间还经历了一些曲折,巴西政府对条约中的某些条款持有异议,因为该条约与清朝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之间存在某些差别,主要是在治外法权方面。穆达在海军武官陪同下去日本,咯等人留下继续谈判,但住在上海。

    1881年3月19日,双方在天津的谈判没有进展。7月21日,巴西代表再到天津谈判。在会谈过程中,经与咯拉多反复辩论,双方互作让步,加之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从旁酌商,从而达成了妥协方案,如清政府同意巴方将原第10条中关于“听中国官员派差径往拘传审理”避入巴西使领馆或其商船、行栈的被告华民的规定,改为“由(中国)地方官员一面知照(巴西)领事馆、一面立即派差协同设法拘拿”,而巴西接受清政府提出的禁贩鸦片、商人不得兼充领事等项要求。这样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事裁判权,有利于中国行使国家主权,又照顾了巴西应享的外交权利。但通过“最惠国”和治外法权原则,该条约同样给予了巴西类似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某些特权。最后将原订条约改定为17条,于1881年10月3日(阴历8月11日)在天津由李鸿章与喀拉多重新签字。1882年3月18日(阴历2月),清政府派谭钧培与巴西使臣在上海换约生效,并对外公布。

     1883年8月,巴西帝国在中国通商口岸上海设立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马尔丹根据条约规定在清政府颁给批准文凭后到上海就任。清政府也指派使法大臣曾纪泽从1883年起兼使巴西。

                                     清朝与巴西合众国的关系

     从1889年11月15日巴西推翻帝国、建立合众国起,到1911年10月10日中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为止,巴西历届总统就职均向清政府致国书问候,双方表示要“益固邦交”、“益增辑睦”。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巴西派专使到北京吊唁。1909年8月,清政府出使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巴西四国钦差大臣兼驻上述四国公使刘式训从葡萄牙里斯本乘船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向巴西总统佩卡哈呈递国书,受到热情接待。这是两国建交后中国使节第一次到巴西访问。1909年,巴西专使贝雷拉(Manuel Carlos Gonçalves Pereira,1911年返巴)来华,同清政府全权代表、外务部左侍郎联芳举行会谈,于1909年8月3日(阴历6月18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国巴西公断条约》,即中巴仲裁条约。条约共四条,规定双方共同维护通过仲裁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关系准则,今后两国如有“不能和平了结之案”,可提交海牙国际法院仲裁,以保障国际和平,但“须无碍两国利益及国家荣誉,亦不得干涉第三国利益”。条约于1911年10月由两国驻法国公使馆代办在巴黎换文生效。

    清朝虽与巴西建交、缔约,但因寓居巴西的华侨不多,贸易也未展开,所以双方联系不多。为扩充海军,清政府于1894年8月18日购巴西大快船一艘。9月17日,中日海军黄海大东沟海战,北洋海军损失惨重。清政府又拟购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舰船,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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