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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街頭流動大軍——提包的青田人
契子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晚零時，聯邦警察局關上了巴西歷史上第四次大赦登記的大門，但它並沒有從此劃上中國人移民巴西的句號。這些年來，來自青田、廣東、福建等地的新移民，繼續通過各種管道向這片紅土地遷徙。
中國這些年經濟建設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大城市的人們不再羡慕出國創業。但中國是一個有十三億人口，並且還不算富裕的國家，在廣大的農村和鄉鎮，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力。與其在家謀生難致富難，他們就免不了動出國闖天下的腦筋。換句話說，即使中國99%的人不想出國，僅1%的人想出國，那也是一個足以嚇壞各國移民局的數字——一千三百萬！因此，在相當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的移民潮不會消退。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
筆者把來巴西七八年之內的僑胞劃為新僑，而這些新僑是如何生活的，並從事些什麼行業？這是我們廣大讀者所關心的，為此筆者採訪了這些新僑。在採訪中筆者發現，來自青田的新僑，70%以上的人從事提包生意，而東北來的新僑，大部分人在擺地攤，旅居巴西五六年以上的新僑，因為積累了一點小資本，大都掛包棄攤進堂入室開起店當起小老闆來，儘管有些人的店小得轉身都困難，但畢竟從風耗日曬的街頭步入了店堂，完成了一次檔次的升級。鑒於以上情況，我把他們分成提包的，擺攤的，開店的三個族群，其中之一就是“巴西街頭流動大軍——提包的青田人”。
提包老葉 其人其事
採訪中我曾問老葉，為什麼青田人愛提包。得到的回答是：“不為什麼，因為一到巴西，同鄉都在提包，也就隨波逐流加入了這支流動大軍。”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貧瘠山鄉出來的青田人，比其他地區的人較能吃苦。正因為提包是件苦的差事，一般人幹不來，就成了青田人的“專利”。
老葉今年四十五，來巴西才兩年，他是我的第一個採訪對象，當我在他住的公寓樓下見到他時，他正拖著小車提包回來。從他拖的小車子上我得知，如今的提包生意已不再是提著包沿街叫賣了，而是改用折疊小車拖貨推銷。小車取代提包是因為販售的貨物發生了變化，幾十年前的老華僑，提包賣的多是臺布，或一些小工藝品，一隻提包肩膀上一挎就走街串巷了。可現在青田人賣的多是體積大、分量重的鞋子，用小車拖貨既輕快又可朵拉貨。老葉提包平時要到晚上七八點才回家，今天為了接受我的採訪，五點多就打道回府了。我來採訪，擔誤了他做生意，心裏很過意不去。但他一笑道：“說不定是件好事呢，沒准我晚回來一點就會碰到強盜搶劫，你來採訪不是讓我躲過了一劫嘛！”
老葉住的公寓靠近廿五街，大該是近廿五街進貨方便些，又挨近公車總站的緣故，很多青田人都住在這座樓上。乘電梯到老葉家去時碰上巴西管理員，我問他這樓裏住了多少家中國人。管理員說四十多套房子，除了九戶巴西人，剩下全是中國人，簡直就是中國樓。他說，他天天與提包的CHINES打交道，抬頭見的是黃面孔，低頭見的是黑口袋（提包人怕招賊，都用黑塑膠袋裝貨），簡直就是給中國人當打工仔。
走進老葉家，房子雖然很老舊，但房間倒挺大。房子是租來的，每月租金六百多黑奧。老葉和太太、女兒三人共住這套房子。葉太太是大赦前來巴西的，現在在市中心開了一間小店。葉太太剛來巴西時也提過包，現在把女兒接來巴西又有了點小資本就開店了。因為店小生意淡，容不下三口人工作，因此老葉這個“剩餘勞力”就去提包。老葉說，過去人們說提包辛苦，現在人們反映苦倒不可怕，最怕的是被打劫。一怕被強盜搶，二怕被員警敲。提包人都說，強盜和員警是一路貨色，都是他們的仇敵。不過老葉認為，員警中95%的人是好的，壞員警屬於少數。他以自己一次親身經歷說明這一點。
兩年前他第一次去提包，去的地方是聖米蓋爾。那天下午他拖一小車旅遊鞋走在路邊，見有兩個傢伙有行色可疑，他便走進一家雜貨店躲避。誰知兩個膽大強盜跟進店裏，兩隻手槍頂在了他的腰上。老葉一生中從未遇過被搶筒抵著的險事，早嚇得臉色煞白。他不會說葡語，只好擺擺手，示意東西你們全拿去吧，只要不傷害我的性命就行。他牢記太太的囑咐，命就一條丟了沒有第二回，東西丟了還可以再掙。強盜見他挺知趣味，劫貨揚長而去。老葉見強盜逃去，擦擦一身冷汗正要離開，突然門外警車警笛大作，一會功夫趕到警車十幾輛。原來強盜搶老葉時，店老闆悄悄報了警。十幾輛警車隨後根據店主提供的線索，旋即向強盜逃去的方向追去。老葉同樣沒見過十幾輛警車鳴笛的陣勢，慌恐的程度不亞於剛才被搶。畢竟他是個剛出國的農村人，又不通葡語，而且賣的是沒有發票的鞋子，因此老葉心裏發虛，想一走了之，但員警卻不讓他走。他被帶到商店的樓上，員警讓他坐在沙發上，他的身邊左右坐著兩個手槍在握的員警。老葉又是一驚，莫不是自己也被扣起來了。這時天色已晚，他怕太太和女兒牽掛，再次想起身走，但沒有成功。員警推開窗戶讓他看，天上盤旋著三、四架警方直升飛機，原來員警正興師動眾捉拿兩個強盜。大約過了一個小時，身邊的員警接到通知，兩個強盜被捉到，要老葉到警察局辨認。老葉來到警察局，經過辨認確定被員警抓到的兩人正是搶自己東西的賊。一個員警上前把面壁而站的兩強盜眼睛蒙住，作了一個用拳打人的動作，讓老葉去揍這兩個可惡的強盜，但是老葉搖搖頭沒敢出手。員警將強盜搶去的鞋子和錢還給老葉，並讓老葉清點鞋子和錢的數目，當確認鞋子和錢一分未少之後，員警又對老葉作案情筆錄。作完筆錄員警讓老葉簽名，老葉表示不會寫英文名字，員警告訴他不會寫字母，寫中國名字也行。於是生怕會有什麼後患的老葉，在筆錄上寫了“中國”兩字，算是他的簽名了。這個膽小又有著中國農民的機敏的老葉，在語言不通的外國，只能用這種辦法去防止意想不到的不測。警方不辭辛苦破案捉賊，使老葉深受感動， 為了表示對他們的謝意，他拿出四雙鞋來送給員警，員警沒有客氣高興地收下。從警局出來已是晚上十點多鐘，老葉根本不知公車總站在何處，員警就用警車把他拉到公車總站，並對那裏的司機說：“這個中國人沒有錢，你們就把他送回聖保羅吧。”於是，老葉沒打票就乘車回了家。回到家的時候，太太、女兒早等他等得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以為他要麼失蹤了，要麼被搶匪打死了，正準備報警尋人呢。雖然後來老葉提包也遇到過幾次員警敲詐，但他認為大部分員警還是好的，壞員警是少數人，其中最壞的是那幫POLICIA CIVIL，這些員警見他們賣的貨沒有發票，且是假名牌，就黑吃黑。
提包掙錢不容易，為了省錢，很多提包人在外省吃儉用，中午要麼吃二三塊錢一頓的份餐，要麼忍住饑渴等晚上回家再兩頓合成一頓吃。老葉是那種想得開絕不虧待自己的人，每到中午只要他賣貨賺到了錢，就一定要找飯店進食歇腳。當然，他畢竟不是闊佬，不會去那些裝潢氣派的大飯店。他選的是價格實惠的餐館，先看它的門面，覺得門面不豪華，估計價格不貴再進去，然而如果一旦進去發現該店價格不便宜，他也決不再扭頭退出，而是打腫臉充胖子，再貴也要坐下來吃。他不願被店主笑話中國人窮吃不起飯。有一回吃完飯，店主見他一副艱辛的樣子，笑著說不收他的餐費，這頓飯白送他吃。老葉一聽好不高興，他不領店主的人情，硬是照價付了錢。在他看來，店主送他飯白吃，有譏諷之意。
老葉出國兩年，很懷念祖國和家鄉，與他聊出國感受，說來說去都是中國好。我問他既然中國好，為何不回中國去。他說，出國時借了很多錢，他必須掙錢還清債才能回國。問他什麼時候可以還清債，他又說光還完債還不能回國，還得再積攢一些錢才能回國。總之，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想回國卻又怕馬上回國，對巴西既充滿挑剔與失望，又期盼掙錢的機遇與希望。
提包的青田人，生活苦中有樂，每月平均一千黑奧的收入，使他們生活溫飽有餘。每到周日不外出提包，大家就聚在一起打打撲克，看看錄影帶，搓搓麻將，吃吃自釀的青田米酒，吹吹牛皮聊聊天。老葉為人爽快厚道，他家自然成了青田人常去的地方。
做客青田樓，促膝話甘苦
在廿五街附近的一座公寓裏，同樣住了不少新華僑，有一樓層住了四戶中國人，其中三戶是提包的青田人。那天晚上我去採訪的時候，三戶青田提包人家門戶大開，東家請我吃餛飩，西家請我吃油餅，北家請我喝米酒，我走了這家串那家，猶如走進中國居民院做客。我稱這座公寓為“青田樓”。
我採訪的第一家是葉氏夫婦。男主人提包還未歸來，女主人下午沒出去提包，留守家裏忙著包餛飩。當我得知女主人也姓葉，便奇怪地問：“我上次採訪的人姓葉，你也姓葉，怎麼那麼多青田人姓葉，莫非“葉”是青田第一大姓？”女主人告訴我，青田人出國都是親戚帶鄉親，鄉親再扯親戚，出來的人幾乎都是同姓同村人。據她說，青田有那麼一個鄉，僅來聖保羅的新僑，就達四百多人。其中一個村子，連村長兼支部書記、婦女主任都一起移民巴西了。如果在廿五街成立一個青田村的話，找村幹部絕對不用愁，都是現成的組織班子，拉來就能把村委會工作開展起來。
青田是名副其實的僑鄉，這一點我早有所聞。該縣旅居世界各地的人之多，單舉青田縣的文化館一例就可略見一斑。縣文化館在縣城裏也算好職業了，館裏共有十六七個工作人員，其中八九個出國高就了。我在裏約認識的郭秉強先生，以前就曾是青田文化館的館長。有一次我和這位彈拉說唱、琴棋書畫樣樣通的郭老師開玩笑：“怪不得青田文化館的人都跑光了，原來出國是你帶的頭。”
包餛飩的女主人手腳夠快的，聊天的功夫，她的餛飩煮好出鍋了。她給我盛上一大碗，香噴噴地端到我的面前。原來，餛飩是為我包的。大概介紹我來的青田同鄉會副會長朱蘇忠，事先向他們打過招呼，要他們多多關照我。面對誠心實意的青田人，我沒客氣，下箸便吃。沒想到女主人做的餛飩，味道還真不錯。吃完餛飩，我與女主人言歸正傳，我知道她和她老公是一對提包夫婦，於是問道：“女人提包一定很辛苦，那麼重的小拖車你怎麼搬上公車？”女主人說，拖小車沒法從前門上車，當公車來了就和司機打個招呼，先把貨從後門搬上車，然後人從前門上車買票。有時上下車東西太重搬不動，巴西人會來幫忙。巴西人中不乏有雷鋒精神的人。
採訪中我得知，葉氏夫婦來巴西近兩年了，但還苦於沒有身份證。我說你們夫婦還年輕，生一個孩子身份證就解決了。女主人告訴我，他們在國內已生有兩個孩子，因為超額完成計劃生育，就去醫院結紮了。那時誰會想到出國生孩子，也是一條拿永居身份證省錢省時的最佳途徑。現在悔之已晚。我問她，出門提包會不會不好意思。她說：“不會，碰到巴西人不會不好意思，倒是碰到中國人會難為情。因為中國人不但根本不會買你的東西，有時會用一種鄙視的目光看你。有人嘲笑你窮酸，有人恨你給中國人丟了臉面。但我們這些人來巴西，不提包做什麼？總比做黑幫分子，好逸惡勞，敲詐自己的同胞好吧。”
女主人正說著，一個提既黑又瘦小的女青年拖著小車子回來了。她約二十歲出頭，一臉的喜色，原來今天提包運氣不錯，掙了五十塊黑奧。五十塊黑奧折合人民幣將近二百塊，她在老家青田，從沒一天掙過那麼多的錢。因此她感到非常滿意。一問才知道，她來巴西才三個多月，和葉氏夫婦合租這套一居室的房子，她的床鋪支在客廳一角。
隔壁的周小弟來叫我，說他烙的青田油餅好了，非讓我去嘗嘗。於是我來到隔壁周小弟家。在那裏等著我的還有小李夫婦。小李夫婦端出他們的米酒請我喝。青田油餅烙得又薄又脆，米酒飄著淡淡的醇香，我們邊吃邊聊著提包生活的甜酸苦辣。周小弟夫婦三十來歲，他們剛來巴西時，因有鄉親賒貨給他們賣，又有親戚借錢資助他們，就先在市中心開了一家小店，專賣旅遊鞋。剛到巴西就開店，夠令人羡慕的。不料好景不長，沒過幾個月就遇到“老肥”（稅務人員的外號）到店裏稽查，因為店裏賣的全是仿冒名牌貨，“老肥”沒收了他們全部貨品，價值二萬多塊。從此他們背時倒運，一蹶不振。提包是新僑的生存路，也是新僑的救命路。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你肯吃苦去提，就一定有錢可賺，有飯可吃。周小弟夫婦沒有氣餒，拖上小車去提包，風塵僕僕地掙錢吃飯，掙錢還賬。兩年下來，夫妻倆茹苦含辛，賬也還得差不多了。周小弟說，“老肥”抄店他認了，丟貨雖然心痛，但自己賣的是假冒名牌，查抄沒收理該處罰。但近來有些刑警，也狗拿耗子多管事，常來搜繳提包人的貨物，明擺著是敲詐勒索。現在提包人出門進門，一要提防強盜，二要提防惡警。有一天晚上他提包回來，剛進公寓樓，就被三個自稱員警的人強行跟進來，硬逼他打開家門，把他家裏剛進的三箱鞋子搜掠一空。乘三個惡警往警車上搬貨的空當，周小弟馬上通知同樓的青田人，下樓到公寓路兩頭守候，不要讓其他的提包中國人回家，以防被三個員警碰上一起打劫。稽查走私品、假冒貨，本是稅務員警的工作職權，但是廿五街的一些刑警，也來趁火打劫撈油水。此事近來時有發生，但青田人一般不敢聲張。一來他們語言不通，不能據法以爭，二來他們之中很多人沒有身份證，怕惹來更大的麻煩。
語言不通，只能讓員警中的那些敗類欲所欲為。在座的另一位從阿根廷來的新僑說，有一次，他跟三個新僑去自由區回來的路上，大家走得好好的，突然有輛警車攔住去路，員警舉槍命令他們舉手趴在牆上，然後進行侮辱性地搜身。因其中兩個新僑沒帶身份證，硬被員警敲去一百塊黑奧。當時大家雖受到侮辱，但語言不通說不出。曾是當事人的小李，深有同感地說：“我們一直想聘請一位家庭葡語老師，能每天晚上到我們樓上來教葡語。我們樓上有二、三十個新僑想學葡語，每人如果出二、三塊錢，湊起來就是五、六十塊，我們完全付得起老師的學費。我們希望南美僑報能在文章中提一提，如有老師對此有興趣，就與我們聯繫。”
提包人意識到學葡語的重要性了，我為他們有了提高自身素質的願望而高興。
早知魂斷異國，不如在家種田
82年前的5月4日，是中國人民奮起反帝的日子。為了紀念這個由青年人發起的愛國運動，中國政府將這一天定為“五?四青年節”。然而年青的提包人吳吾義，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今年的“五?四”青年節，卻是他魂斷巴西的日子。
吳吾義1999年12月來巴西，出國前曾在溫州市一家鞋廠打工，工資雖然不多，但對這位青田山區的農民來說，也知足常樂了。吳吾義與妻子吳小琴結婚八年，兩人同村同姓，兒提時代雖沒有青梅竹馬一起玩過，但彼此是相知相識的，因此到了婚娶年齡，媒人上門剛一提親，兩人就毫不遲疑同意了這門婚事。婚後夫妻倆和睦相處，家庭幸福美滿，當年生下一個天真可愛的女兒。青田縣雖是有名的僑鄉，但老實本分的吳吾義並不那麼羡慕出國，他知道天下沒有白撿的黃金，華僑衣錦還鄉故然風光，但在異國他鄉茹苦含辛未必人人受得了。吳吾義的父母也不十分眼紅國外富裕的生活，但總不滿足只有一個孫女，聽說國外沒有計劃生育，就鼓勵兒子出國再生一個兒子。吳小琴見丈夫膽怯一人先出國，就承當起移民海外打頭陣的任務。1998年11月，吳小琴隻身來巴西。一抵達聖保羅，就在鄉親帶領下做起提包生意來。這一年由於巴幣未大幅貶值，再加上她的勤奮奔走，節儉生活，她賺了九千美元。有了錢，她還了部分借款，又把丈夫從中國接出來。就這樣，吳吾義也於1999年底來到巴西，天隔一方的夫妻總算團圓了。吳吾義並無特殊才能，來到巴西能做的事只有提包。但這個老實本分的青田人，打小就膽怯與陌生人打交道，抹不開面子去沿街兜售。然而出國來就是為了掙錢，總不能因為一個怕字，而讓女人在外提包奔波，男人在家蹺二郎腿吧。無奈，吳小琴就帶著丈夫一起去提包。經她幾次“傳幫帶”，當吳吾義也嘗到了提包賺錢的甜頭，克服了羞澀恐懼心理，這位男子漢大丈夫，終於敢孤身一人拉上小車去提包了。去年巴西經濟蕭條，美元匯率上升巴幣貶值。吳吾義來巴西一年間，僅賺了折合三千多美元的巴幣，只有妻子第一年來巴西所賺的三分之一。賺錢雖然未稱心如意，但吳吾義生了個兒子卻如願以償。有子萬事足矣，吳吾義沒有對來巴西過多的埋怨。今年二月，兒子剛滿六個月，為了能騰出更多的精力提包，吳吾義決定把兒子送回國內，讓父母親代養一段時間。臨行前他將三千多美元交給妻子，把兒子抱在懷裏親了又親。他對吳小琴說，雖然到巴西沒有掙到錢，但生了個兒子比什麼都值得。吳吾義是愛兒子的，每次提包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抱兒子，逗兒子玩。他給女兒取名叫吳家甯，給兒子取名叫吳家富，希望全家人一輩子安寧富裕。誰知他這次送兒子回國，竟是與兒子最後的訣別。
吳吾義夫婦，提包跑的路線是外地。這樣路途遠一些，辛苦一點，但要比在聖保羅市區賺錢稍容易些。他們每星期一早上離家，分頭乘坐長途車出發，到星期五晚上才返聖保羅團聚。吳小琴在懷孕期間，也照樣外出提包，直到胎兒八個多月了，肚子大得實在走不動了，才在家裏休息待產。為了省錢，他們在外地住的是每天十塊錢的廉價旅館。這種旅館設備簡陋，衛生條件差，一般三四個旅客睡一個房間，床鋪髒得不知多少天才換洗一次。髒點差點不要緊，最主要是安全沒有保障，這種簡陋旅館多住些出身低微的人，其中不乏盜賊宵小。為此，存放在旅館的貨物時常丟失，有時貪婪的員警也進來敲敲竹槓。
5月4日是星期五，住在坎匹那斯市一家小旅館的吳吾義，早飯後便拖一小車的旅遊鞋沿街推銷。下午時分，他正走著，兩個十六七歲的惡少年擋住去路。一個惡少年拔出手槍，命他交出所有貨物。吳吾義已不是第一次碰到搶劫，他沒有反抗，任歹徒搶去小拉車值五六百塊巴幣的貨。誰知歹徒並不以此滿足，又要吳吾義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給他們。這些錢是他一星期來辛苦賺來的，吳吾義有點捨不得了。就在猶豫之際，毫無人性的惡少年向吳吾義開槍了。他頭部、脖子、腹部分別中了三槍，倒在血泊裏當場死亡。
這天的傍晚，本是吳吾義夫婦回聖保羅團聚的時刻。可是先到家一步的吳小琴，把飯做好了，飲料啤酒準備好了，天已完全黑了下來，也不見丈夫回來。她打電話到吳吾義住的坎匹那斯市小旅館。旅館的人說，吳吾義早上出去後就再沒回來。吳小琴一聽知道出了事，但他沒有往丈夫遇害方面想，只以為丈夫可能賣沒有發票的貨，說不定是被員警扣留了。於是，馬上乘夜車趕到坎市，準備營救吳吾義。她在一位華僑的幫助下，查詢了坎市所有的警察局，結果沒有發現有華人被扣押，只好深夜返回聖市。當天夜裏吳小琴成宿未眠，第二天再趕到坎市查找，查遍警方所有單位，終於在法醫所的凍屍房裏找到了吳吾義。當吳小琴認出丈夫的遺體，見他死得如此悲慘，放聲慟哭。她好後悔，不該帶丈夫走上提包這條危險之路。她向人們哭訴：她和吳吾義結婚八年，夫妻相敬如賓，從沒紅過臉，吵過架。如果早知丈夫魂喪異國，不如在家種田。如今，八個月的兒子和八歲的女兒，小小年紀就沒有了呵護的父親，她31歲就痛失恩愛的丈夫，家裏年邁的公婆痛喪兒子，吳小琴簡直不知今後的日子怎麼過。她想立即回國，但國內還欠著3萬多元人民幣的出國借款，她欲回不能。早年喪父，中年喪夫，晚年喪子，又債臺高築，對這個家庭的打擊何等的沉重。吳吾義本是老實本分之人，妻子出國了才婦唱夫隨來到巴西，他膽小怕事，只想提包賺點小錢。眼看巴西社會治安每況愈下，他不止一次對妻子說，“咱賺出了還債的錢，咱就回中國去，巴西太可怕了，簡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他在巴西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共遇到過7次搶劫。去年，一位青田提包人被歹徒打死了，那人正是吳吾義的朋友，並在吳家吃過飯。自從那件案子發生後，吳吾義便萌生了回國的念頭。
但是，他還沒能來得及掙出還債的錢，也與那位朋友一樣，永遠長眠在了這片恐怖的紅土地上。然而，天下竟如此不公，那兩隻眼睛眨也沒眨就槍殺了吳吾義的巴西惡少年，本應受到法律的正義審判。適得其反，就在筆者採訪吳小琴的時候，兩惡少因未到負刑事責任的法定年齡，而被警方開釋放虎歸山了。他們重新浪跡社會，以伺機再次掠奪他人的財產和生命。據悉，那兩個惡少年在這之前，也曾搶劫並槍殺過巴西人。繁瑣廢弛的巴西法律啊，不知姓“慈”還是姓“酷”，它對歹徒是那樣的慈悲寬懷，而視善良百姓的生命又是那樣的冷酷無情！
吳吾義不幸罹難的消息傳到青田同鄉會，會領導發起了捐助活動，幾天內就募得捐款7千多巴幣。在同鄉會的協助下，吳吾義的遺體已火化。吳吾義的父母得知在同鄉會幫助下完成了後事處理，對同鄉會及鄉親們的情誼表示感謝。
痛定思痛。前車之鑒，本該記取。但是為了償還完丈夫為出國借的鉅款，吳小琴欲回國卻不能。丈夫死後第二個月，她抑制住失去親人的痛苦，重新走上危險的提包之路。
跟隨提包拼命女郎 筆者嘗試走街串巷
連續數日採訪青田人，我對提包的生活有了初步瞭解。一天，我突發奇想：為什麼不去親自體驗一下提包的滋味？跟他們走上一趟，也許別有感受和收穫呢。
我想到了有四年提包經歷的郭太太。我告訴郭太太，我想跟她提一次包，並拍張照片以配合文章發表。她見我要去提包不是說著玩的，猶豫了一下，但總算同意了。不過，帶我提包是有條件的：首先她的真名不可見報，其次不可拍她正面的照片。我悉聽尊便，照囑行事。
8月的一天上午，10點半我來到郭太太家。郭太太正在家裏理貨，準備她的手拉小車。她告訴我，每次出門推銷，一般帶25雙鞋子，把它們分裝在三個黑色膠袋裏。因為今天她的兒子也一起去提包，就再多帶一個大背包。臨行，我對郭太太17歲的兒子小弟說，希望今天出門人貨兩安。誰知小弟告誡我，青田人講迷信，出門前不可提不吉利的事。我立時瞠目噤言。
公車站就在郭太太家的樓下，我們沒等多久就來了一輛公車。郭太太和小弟向司機招招手，司機打開公車後門，郭太太和小弟迅速把小拉車抬上後門。趁他們往車上搬貨一刹那，我按下了照相機的快門。然後我們一起從前門買票上車。公車啟動了，這趟車是跑聖保羅周邊小城市瑪窪的。因公車剛從總站發出，車上除了我們三人沒其他乘客。我正為車上很空敞高興，突然公車在一段偏僻的路邊停下不走了。司機和售票員嘰咕說著什麼，待了一會售票員向我發問道：“喂，剛才你給我們車子照相了吧？你是要給我們在報紙上曝光嗎？”聽他們的口氣，很不滿意，一副不交出膠捲就不開車的架式。大概他們看出我是記者，把我當成了巴西本地大報的記者，以為我的照片一登出來，他們通融賣走私貨者的新聞就會家喻戶曉。我告訴他們，我拍的是提包的中國人，沒有拍他們的公車。他們相信我的話了，又重新開車走了。不然，半途中叫上他們的朋友“修理”我一頓，我也只好幹受著。
公車剛開出不遠，售票員把郭太太叫過去，問她小車上裝的是什麼鞋，他要看看買一雙。郭太太拿出一雙旅遊鞋，售票員試了一下很喜歡，就與郭太太砍價，最後以20元巴幣成交。沒想到還未到達販賣目的地就做成了一樁生意，我真為郭太太高興。當她回到我身邊一問才知道，賣那雙旅遊鞋她僅掙了3元巴幣，還不夠他們母子的車票錢。但郭太太已很滿足了，她說做提包生意要靈活，碰到有錢人又爽快的，就多賣20塊30塊，碰到會算計的人，掙2塊3塊也賣。
公車繼續向前開，到目的地還要一個小時的路程。當我再想問郭太太一點什麼的時候，她已低頭打起盹來。看得出她來巴西四年提包很辛苦，正是因為這樣辛苦，才把丈夫和兩個孩子陸續從青田接來。郭太太在青田的提包女人中，是最能吃苦的一位，丈夫沒到巴西之前，她連週六也不停歇。有時生病了，有時下雨天，她也照樣出門提包。她說，她不怕吃苦，最怕的是被歹徒搶。她在巴西不知被搶過多少次，平均45天被搶一次。每次被搶，她都不氣餒。上午被搶了，下午馬上再背起貨再去賣。她的信念是，你越搶我越賣，看誰能拼過誰！她在青田人中，是有名的提包拼命女郎。
一個多小時後，我跟郭太太下了公車。她把旅遊鞋的樣品拿在手裏，開始挨家推銷生意。每走進一家她總是先吆喝道：“賣旅遊鞋嘍，非常便宜的旅遊鞋！”第一家是個鐵工廠，沒有人買，她就來到第二家。第二家是個建築材料行，櫃檯上的小姐也搖搖頭。她就去第三家、第四家，但還是沒人買。直到走進第五家，一個鐵匠鋪裏的人才買了一雙。走出一百多米就賣了一雙，運氣不算壞，郭太太母子倆繼續沿街推銷。不一會來到一家修車行，老闆看郭太太賣的鞋子價廉物美動心了，不但自己買了一雙，又開車把自己的親戚和女兒也接來，一下子買了三雙。我跟隨在郭太太母子身後仔細觀察，我發現郭太太比兒子能拉下臉面，不管到了哪家都大聲叫著推銷手裏的貨，一旦對方有興趣，她就把鞋子拿出來給別人看，並熱情地跪在地上給人試鞋。這一點小弟遠不及母親，他還有點難為情，一副拘謹的樣子。因此，雖然母子倆沿街兩側分頭推銷，但小弟的業績比母親差多了。這時已到了下午一點左右，母子倆來到一家飯店，要了4塊錢一份的大眾飯菜吃起來。吃飯時他們把鞋子的樣品擺在桌上，飯店的老闆和服務員知道他們是賣旅遊鞋的，不斷有人過來看鞋子並試穿鞋子。當時雖然沒有人買，但我看出郭太太借進飯店吃飯的機會，也在推銷她的貨物。吃完飯母子倆拖上小車，繼續沿街推銷，一直到天黑，才登上公車返回聖保羅。
這一天，他們賣出一半的貨，賺了近百塊錢。雖然收入比打工要多，但還沒扣去一旦被打劫要攤入的損失。回到家，郭太太開始做晚飯，等丈夫一到家，全家人便說說笑笑地吃飯。他們日復一日地這樣樂觀地生活著，只盼有一天積累起資本去開一家店。畢竟提包是一種辛苦又充滿風險的生計，沒有人願意長期樂此不疲。 （發表於2001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