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方国家，每隔一些年就要颁布大赦令，使其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居留合法化。巴西亦然。     巴西历史上已对非法移民进行过三次大赦。从上一次的一九八八年葛洛总统签署大赦令，到一九九八年卡多佐总统第四次颁令大赦，滞留在巴西的外国人，望眼欲穿地整整等了十年！ 大赦是非法移民恢复做人的尊严，从不被社会所承认的“黑人”，变成合法侨民的一个转机。 当他（或她）从昔日望而生畏的联邦警察局里领回来一张身份证时── 从此，就再也不必遇到警察胆战心惊，东躲西藏了； 从此，也再不必忍气吞声去打黑工，遭受残酷盘剥了； 从此，便享有了经商开店，购屋置产的合法谋生权利； 从此，还享有了去公立医院免费就医，年过六十五岁免费乘公车地铁，以及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等的各种社会福利。 一张身份证在手，昔日非法移民的苦难命运即刻改变。事情就这么简单！ 然而，大赦前因无身份证，难倒了多少背井离乡的英雄好汉！ 为了谋求这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又发生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和催人泪下的人间悲剧！                     无证的难言痛苦和心酸遭遇 巴西，是一个有着近五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这个土地面积排名世界第五位，人口居世界第六的南美第一大国，有着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肥沃的疆土。 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的资料，巴西是一个以平原和高原为主，少有高山峻岭和沙漠、戈壁滩的国家，其可耕种面积到目前为止，只开发利用了五分之一，五分之四幅员辽阔的沃土尚在沉睡之中。 被称为世界之肺的亚玛逊原始森林，从地图上看虽地跨南美洲多国边境，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森林面积在巴西境内。难怪亚洲人到巴西观光旅游，乘车到郊外一看，到处都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丛林，青山绿湖，其间偶然可见零星果园。使人纳闷的是，几乎不见耕地农田，不知道巴西人在哪里种地种菜，这一点和亚洲国家郊外到处可见田野耕牛，人欢马叫的田园风光迥然不同。 此外，巴西还有着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庞大消费市场，以及冬无酷寒、夏无酷暑的宜人的气候。这一切，都磁石一般吸引著各国的移民络绎而至，入不思返。 通常，滞留巴西的非法移民中，有持留学、旅游、商贸签证入境而逾期不归的，有签证他国过境跳机的，有跋山涉水偷渡边境的。入境的方式途径虽不同，但目的大致相同，都是为了发财致富，开拓海外事业天地，实现异国淘金美梦。当然，也有少数人在本国作奸犯科，畏罪潜逃，来巴西躲避惩罚，逍遥法外。    因为是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他们有著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没有身份证，成为被联邦警察稽查的对象。 无证的“黑人”被社会打入另册，他们不得登记工作，不得入院就医，不得入校就读 ，不得签约租房，更不得置产购房和注册公司从事商业活动。 即来到巴西，就得设法谋生。为了生存，他们只得藏身地下──打没有登记注册的黑工，住没有担保的黑屋，开无营业执照的黑店，过著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受人欺侮的非人生活。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境出国的大门开启了，出国的人数逐年递增。在大批合法出国的人流中，也鱼龙混杂，掺入了非法出国的移民。 来自中国东北某城某镇的小冯，先花钱签证到玻利维亚，再由玻利维亚偷渡入境。在蛇头的带领下，他和几个中国人穿越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趟过齐腰深的山涧河沟，夜间宿在又破又黑的小客栈里。当他历经千辛万苦和心惊胆战来到圣保罗时，已是精疲力竭，身上盘缠不但用尽，还倒欠了蛇头几百块钱。 小冯在国内并不是荷包鼓鼓的大款，能够出国全靠借了在他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巨债，才得到一张玻利维亚的签证，和买下一张往返南美的机票。国内高筑的重债，如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头上，使他不敢在海外偷闲一天。 来到圣保罗後，他不敢耽搁一天，立即去找工作。但因为没有身份证，而到处碰壁。後来经过朋友介绍，他才来到一家中国人开的饭店里打工。老板事先和他说好，管吃管住工资一月一百美元。这也算是照顾了，其实老板并不太缺人手。看小冯是刚到的新侨，又和老板恰巧是同乡，就动了恻隐之心收留了他。 白天小冯在饭店里摘菜，洗菜，刷碗，搞卫生，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他没学过烹调技术，既上不了灶掌勺，又上不了案配菜，干这些打杂活是初来乍到者别无选择的。晚上，饭店打烊了，他说是下班却下不了班。既然和老板同住一个屋檐下，为了知恩感恩讨老板欢喜，他还要义不容辞地帮老板娘哄孩子。 这一位曾经当过个体户小老板的小冯，在家里也是个甩手掌柜，连自己的儿子小时候都没给他换过一块尿布，如今却要给老板娘的孩子端屎倒尿涮尿片。他干得虽不十分情愿，但却十分认真。他不是不知道这份活很累很苦工资又低，靠它根本无法还上为出国而借下的十二万人民币的高利贷，但无奈眼下自己是无证的“黑人”，哪个老板肯轻易雇用自己？因此，想去找既体面又收入丰厚的好工作根本不可能。 无证的痛苦和国内十二万巨债的压力，再加上对家中妻子儿子的思念和牵挂，使小冯几乎夜夜都被噩梦萦绕难以熟睡，白天则精神恍惚，住进饭店只一个多月，就愁白了两鬓。他不时在心里凄然嗟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小冯后悔不该听信蛇头把国外吹得天花乱坠的荒言，后悔不该听不进妻子的规劝而盲目出国。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到有身份证，即使有了身份证也不等於有了钱，那巨额黑债何年何月才能还上呢！他的面前是漫无尽头的长夜。 年轻貌美的徐小姐来自广东，她乘的飞机经过二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巴西。一走进圣保罗国际机场，她就和几个结伴的男性，一起被联邦警察扣留了，理由是他们所持的签证是假的。 徐小姐他们并不知道签证是真是假，他们只知道，一到圣保罗国机机场，就有内线人接应他们出关。谁知这一天，负责接应的人因故没有到，於是他们就露出马脚来，被一网捉住了。 在巴西，伪造和使用假证件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徐小姐被联邦警察送往圣保罗市的女监关押，巴西联邦警察要想通过他们，知道是谁在制造假签证和贩卖假签证。 她与十几个贩毒的、杀人的、偷窃的巴西女犯同囚一室。身材颀长瘦弱的徐小姐，万没想到被办她来巴西的人害得这样惨。出国前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朋友借了许多钱，才实现了出国的梦想。谁知，到头来的结果是，刚下飞机还没看清圣保罗是什么样子就进了牢房。 走入电网高墙围绕的监狱，最初的几天，她不吃不睡，终日泪水洗面。她不会说葡萄牙语，她害怕被同室的犯人欺负，她更害怕在巴西监狱里，因无亲无故、孤立无援，不知自己会被关到哪年哪月。好在同狱的女犯，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可怕，看她是一个外国人，既非偷又非抢，很同情她，都来劝她不要哭，还帮她与外面的中国人联系。在巴西女犯们的帮助下，一位开角仔店的广东老华侨得知了徐小姐的遭遇，经过律师的帮助把她担保了出来。 徐小姐出狱後没有身份证，又有持假签证入境的前科，自然是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她只好去巴拉圭跑单帮，把大包大包的进口货从巴拉圭的桥头市搬到巴西，再贩卖给中国的店家。这个活虽然很辛苦，但收入还是可观的。 因为没有身份证，她曾被商家欺负过，也被地痞勒索过。跑货的途中一旦碰到税警盘查，她干脆把货丢掉走人。没有身份证，弃货保人是跑单帮的上策。为此，几年来她累积丢掉了价值几万美元的货物。 她说：“如果我有身份证，我可以和那些巴西人一样，和税警去吵去骂去争抗，但我无身份证哪敢呀！警察仅凭你是非法移民这一条，就可以送你二进宫再去蹲板房。 有一次，徐小姐跑单帮回来，在去市中心给店家送货的路上，被一辆突然右拐的汽车撞倒伤了腿。好心的司机要送她去医院检查，徐小姐爬起来一看骨头没有断，只是擦破了皮肉流了血，她咬著牙、忍著痛，一瘸一拐地匆匆离去，生怕遇到赶来处理事故的警察。 她明明是被人开车撞伤了，事故的责任者是开车的司机，她理应去医院检查和治疗，理应得到对方的赔偿，但她却带伤忍痛落荒而逃。为什么？就是因为她口袋里少一张身份证呵！    无身份证给非法移民带来的厄运和痛楚，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浙江青田籍叶燕媚女士了。 这位四十多岁的叶女士出国前，已是三个孩子的家庭主妇了。她的三个孩子中，两个读初中，一个念小学，她的丈夫在乡镇企业工作。孩子都大了，双方家庭的老人身体健壮，用不着她和丈夫去照顾，没有多少家务负担的叶女士，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於是决定趁年轻到国外闯一闯。青田是中国浙江有名的侨乡，她很早就开始羡慕周围那些有钱的华侨家属了。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别人家出国都是男人先行出国打天下，等在外生活稳定下来，再把老婆孩子接出来。而她却让丈夫在家留守，自己先出来冲锋铺路，一但扎住根再让丈夫辞去乡镇企业的工作，带孩子出国团聚。 一九九八年六月，叶女士取道巴拉圭来到巴西圣保罗。在同乡的帮助下，她找到一个和人合租的公寓住下，并在别人的指点下，做起了走街串巷，提包卖鞋的生意。     九月四日是叶女士到巴西才三个多月的一天，这天上午十点多钟，叶女士正要出门去推销鞋子，突然她所住的公寓搂道里传来嘈杂的声响。她从房门上的猫眼望出去，只见几个警察正在楼内进行搜查。与她住邻居的几个中国人被戴上了手铐，举手趴在走廊的过道墙上等待搜身，而且警察还在继续搜查每一个住有中国人的门户。可怕的脚步已经接近了她的房门！ 刚到巴西不久的叶女士，从没有见过这种可怕的场面，她想，不仅没有身份证，更重要的是屋里还堆放了两位合租房子的东北人的货。在她看来，丢了别人的货，可比什么都严重，都无法交待！ 她吓懵了，在屋里手足无措地转了几圈，情急之中鬼使神差地爬上窗台，未加思考地就从三楼纵身跳下…… 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已瘫在一楼的台阶上。她想挣扎著爬起来跑，但怎么也站起不来，她定睛一看，右腿断了，白白的骨头刺了出来；腰椎也像断了似的，巨痛难忍。完了，全完了，终身残废是一定了的！叶女士当时这样想。     叶女士在一楼的台阶，上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才被人发现并送往医院抢救。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她的右腿摔断，左脚受伤，膀胱失禁，但万幸的是脊椎骨没有断只是错位。否则，等待她的，真的是终身瘫痪卧床的命运了。 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在侧，又语言不通，叶女士面临的，将是一条看不到光明的黑暗之路。 然而，她不幸的遭遇被当地的青田同乡会知道了，几位青田同乡会的负责人前往看望，并发起了救助捐款倡议活动。 青田同乡会的捐款活动，通过《巴西侨报》传遍青田籍华侨，於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同乡们就为叶女士捐筹了六千多美元的医疗费。这期间，朱敏群会长去探望，朱恕忠副会长联系安排住院，青田籍侨胞中有的人甚至关了店门，放弃做生意去医院照料叶女士。     叶女士远在家乡的父母、丈夫、孩子们，闻讯后哭成一团,焦急挂念万分,却又不能前来探望照顾。当得知青田同乡会和同乡们伸出热情之手，关心照顾著叶女士时,感动万分,写信给青田同乡会表达最衷心的感激之情。 叶女士的父亲，在事后托人赠送给巴西青田同乡会的锦旗上，绣了八个大字：情系故乡,恩重如山。 笔者在采访叶女士时，曾问她当时是怎么跳下楼来的。她说她记不得是怎么跳下楼的，当时她除了害怕警察入室搜查外，脑子里全是一片空白。 当她眼里噙着泪花，叙述了自己遇到的不幸，而又有幸得到同乡们的热情帮助后，套用了国内文革期间家喻户晓的一句歌词，来表达她的感慨： “爹亲娘亲不如同乡会亲！” 没有身份证被抓的事件，同样发生在笔者的身边。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两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了笔者工作的报社门口。车门打开，三位便衣联警走下来，其中一位留下来把守在大门口，另两位气势汹汹地冲上楼来，亮出联警证件后，开始查验全报社员工的身份证。     在巴西办中文报纸，十几年来还从未遇到过警察上门“非礼”，故以往报社在聘用人员时，并未要求必须持有身份证。     这一突击检查的结果为：本报四人没有身份证，三人有证但没有随身携带，或只带了身份证的复印件（巴西法律规定，外侨须随时携带身份证供查验，并不可使用身份证复印件替代原件）。 上门的联警是铁面无私的，未被两位本报小姐的眼泪所动，用两辆小车押走了七位涉嫌非法移民的报社同仁。 令人难堪的是，在前往联警总部的路上，两辆小车挂出了警灯，一路拉响刺耳的警报招摇过市，使沿街的路人向这两辆小车上的中国人，投来惊诧的目光。他们不知这些中国人，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如果知道只是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带往警局，他们或许会认为拉警报似乎是大可不必的。 这次事件给既使有身份证的侨胞一个提醒：出门千万莫忘携带身份证原件！ 当天下午，笔者开车去联邦警察局接回获释的同仁才知道，联警这次的突击检查行动，是于同一时间，兵分两路，在两家中文报社同时展开的。突击检查的起因为，另一家《美洲华报》有人从大陆寄护照来，联警认定有人在搞假签证，于是展开了这一次十几年来第一次对中文媒体的稽查行动。 在这次稽查中，本报有七位同仁被带走，而那一家《美洲华报》，也有四位员工被带往联邦警察局。这一次突查行动，几乎使两家中文报纸差一点停刊一天。 此事件的查处结果是：凡无身份证者，护照上被敲了驱逐出境的印章并予交纳罚款后，限期七天离境。没带身份证或使用身份证复印件者，在交纳了罚款后被释放。 “九·二三”事件，成为巴西中文报史上的“蒙难日”。 其他国籍非法移民生活境况堪忧 滞留巴西的非法移民中，其人数居首位的并非中国人。为了避免给读者一种只有中国人才偷渡国外并非法滞留的误导，笔者也采访和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了其他国籍无证非法移民在巴西的生活境况。 巴西虽被化为第三世界国家，但巴西有着可以和第一、第二世界媲美的富裕数据，如巴西拥有四千架私人飞机，居世界第二；巴西的户均汽车占有量已超过每户一辆。巴西於军政府当政的七十年代，曾大举借贷巨额外债，在债台高筑之下大搞国家建设，创造过每年经济增长七％的“经济奇迹”。尽管七十年代的奇迹已经静止在了历史书上，但在南美洲、非洲、亚洲一些国家的居民看来，巴西这个人均年收入超过五千美元的国家仍是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巴西的地大物博和较淡薄温和的民族歧视，以及对外来移民的宽容，吸引着众多的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甚至包括像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发达国家的移民前来创业。 据巴西政府的统计，一九九三年以合法身份进入巴西就业的外国人有五三七六名。这些年来外籍劳工人数一直呈有增无减的势头，四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在巴西登记注册的外籍员工达二四五0三人，增长幅度为356％。至於通过各种途径滞留在巴西的非法外籍移民就更多了。 此外，巴西还是国际难民问题日内瓦协议缔约国之一，从一九五一年签约以来一直在恪守协约接纳各国因政治迫害和躲避战乱来的难民。仅一九九八年巴西就正式接纳外国难民二二0九名，这还不包括已经入境，并递交申请尚没有被批准者。巴西慷慨接纳难民的政策，也是吸引非法移民入境的原因之一。 然而，大多数以难民身份进入巴西的外籍人士，真正入境的原因并非是政治迫害，而是为了穷则思变，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一点与接纳难民的条件并不相符。 二十六岁的玻利维亚姑娘奥卡·德烈莎，因家乡贫困的生活和婚姻破裂，离异后带着一岁的儿子奔巴西来寻求新的生活。谁知她还未入境，就在边境地区的一家小旅馆里遭到色鬼的强暴。她羞辱难当，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差点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来到圣保罗后，因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好的工作，她经同乡介绍到一家玻利维亚人开的成衣工厂里打工。她和几十个玻籍打工仔，住在又小又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每天从早晨七点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有时活多了还要干通宵。在她工作的头两年里，她每月只能领到相当五十巴币（相当四十美元）的工资，两年半之后老板见她技术熟练了，工资才长到一百廿巴币。 因为没有身份证，老板不让她们出去，她们也不敢出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工作，她们彷佛变成了老板赚钱的机器。来巴西仅几年时间，原本眉目清秀的奥卡·德烈莎，脸庞就青春不再，变得干瘦憔悴。来圣保罗几年了，她很少上街，连电影都没看过一场，更没有进过饭店。即使这样小心，不知怎的工厂大量雇用非法移民的风声还是走漏了，终于有一天联邦警察上门突击检查，查封了这家成衣厂。她和几十个波籍打工仔都失业了，她只好带着孩子到处打游击。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在市中心一家由天主教会办的庇护所里过夜，白天她则跑到外面去给人家打零工，干的是诸如到人家家里打扫卫生的活。 为了生活，她和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巴西男人同居了，她本以为这下子可有了靠山，她和这个贫穷的男人连生了两个孩子，一个一岁多，一个才几个月，这个男人却有一天突然不辞而别，扔下了她和孩子，她的生活更无着落了，陷入了哭天呛地也无回应的困境之中。 像奥卡·德烈莎这样命运多舛，身陷困境，既无金钱又找不到工作的外国非法移民，在巴西各大城市到处可见。圣保罗有一家移民援助中心，每天都接待很多求援的外国人，除了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还有俄国人、智利人、阿根廷人、古巴人、克罗蒂亚人、塞尔维亚人、伊拉克人以及非洲人，更多的是波利维亚人。倒是很少有中国人前往庇护所，因为黄皮肤的中国人多喜欢投亲靠友。    三十二岁的社会学家阿优是赖比瑞亚人，一九九五年八月他偷偷爬上一艘停靠在码头上的货轮逃出了内战六年的赖比瑞亚。他说：“我必须逃出去，因为我不想被人杀死，在我们国家内战期间，百姓光天化日下走在街上都有可能被捉去砍头。简直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 求生心切，逃不择路，阿优爬上货轮时甚至没有弄清这艘货轮是哪个国家的，它要开往何处，哪儿是他理想的逃难生存之地。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快逃出去！ 阿优躲在货舱里靠着一点点食品和水渡过了五天，第六天又饿又渴的他，差点要死掉了，实在受不了才走出藏身的货舱。在船舱通道上，他碰到一位妇女。这位妇女见到他大为吃惊，但明白他的情况后表示同情。她没有去向船长告密，而是告诉他，哪儿可以弄到食品，哪儿可以洗澡。这时他才知道这艘船是巴西的，它正横越大西洋驶往巴西的山多士港。 在十几天的海上航行中，他终于还是被船长发现了，不过船长没有把这个偷渡客抓起来扔进海里，也没有在轮船到港后把他交给移民局，当阿优临下船时船长从腰包里掏出三百美元送给他，作为他初到巴西的生活费。 因为没有身份证，阿优初抵巴西也经历过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着落的痛苦日子。好在赖比瑞亚使用英语，阿优靠私下里给人教英语赚钱渡日，眼下他只有耐心等待巴西颁布大赦或通过他递补交的难民申请，只有拿到身份证，他才能发挥精通英语的才能，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在巴西开办一个英文补习班。他知道巴西很需要教授英语的人才，但正规开班教授英文课必须有合法的身份。 据悉，进入巴西的不同国籍的非法移民，在谋生的道路上往往选择各自喜欢和传统的行业。比如，会英语的非洲尼日利亚人，往往以教授英语为生活出路；逃避内战的刚果人习惯于在旅馆里当侍应生或当电工；古巴人和委内瑞拉人则常常在教授拉丁舞蹈课；玻利维亚人多在成衣工厂里打苦工，秘鲁人情愿风耗日晒在街头摆摊卖杂货，中国人则多在中餐馆厨房里打工或提包沿街兜售小商品。                        五花八门的谋求身份证途径    没有身份证的痛苦不幸和生活不便，使得非法移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去谋取身份证。贩卖假身份证的掮客，和那些高价办理身份证的律师，眼睛盯在了这群望证心切的非法移民身上。    假身份证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花钱，通过有关办证部门的“内线”办的。这种身份证与真身份证，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两样，在电脑里甚至也查得到资料。然而，一旦那一位给你办身份证的“内线”调走了，你的身份证资料，也就神秘地随之在电脑里消失了。所以有人称这种身份证是，“内部”临时身份证，用它倒是可以唬唬一般的治安小警察和街头上的市民卫队，此外，还有一项功能，就是给自己壮壮胆。 第二种假身份证，叫冒名顶替身份证。这一种身份证 一般都是前一次大赦中，有人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用搜集来的护照去填表申报领到的空白卡。大赦一过，就卖给后到巴西来的无证者。一个白空卡卖一千美元到五千美元不等。空白卡因已登记着别人的名字，年龄也与购买人不符，要么大几岁，要么小几岁。 买到空白卡后，你可到联警去按手印，交照片，办理正式身份证。这种身份证，手印是你本人的，照片也是你本人的，可是名字却是别人的，出生年月日自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用这种冒名顶替的身份证，在巴西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下大逆不道改了祖宗姓氏且不论，最大的后遗症是，不能接亲带眷来巴西团聚。因为你已改随他姓，在国内的户口本上，你和你的父母、妻子、儿女的姓氏完全风牛马不相及。当然当地公证处无法给你出具出生证明以及亲属关系的证明。    一位改嫁到某国去的女士，就因为持有这样一张冒名顶替的身份证，在巴西生活的那些年都平安无事，但改嫁到另一国家后，苦苦挨到了入籍的年限，却因为无法在国内原居住地取到出生证明，而不能如偿入籍的宿愿。 有些巴西律师看准了机会，亮出了办理合法身份证的招牌，但要价却狮子大开口，一个投资移民的永居身份证要价一万二千美元；一个工作聘请的临时身份证，也开价八千美元，而当第二年、第四年续办时，再敲一敲竹杠。 据说，圣保罗的一位巴西律师，就专门吃这碗饭，几年间就为上千个中国人办过身份证，收取办证费用达几百万美元。    花不起重金办身份证的人，天无绝人之路，还有别的廉价渠道：要么与巴西人假结婚，要么“借胎当爹”，要么随便找个巴西籍的异性怀孕生子。 按巴西的法律，凡是出生在该国境内的孩子，就是当然的巴西人。那么，看在你是巴西人父母的情份上，并且要担负抚养这个巴西孩子的责任，就获得了在巴西永久居留的权力。另外，按巴西的法律，巴西人的配偶也可以取得在巴西永久居住的权力。因此，和巴西人真联姻或假结婚，也是获得身份证的一条途径。 北方某海滨城市来的小贾，在朋友的策划和“拉郎配”下，曾经演出了一场不成功的假结婚戏。 朋友给小贾物色的“妻子 ”，是圣保罗州内一个偏远小镇上的穷苦黑女人。事先有约在先，办一个假结婚，小贾付给那位黑女人三千美元。等小贾领到身份证后，“夫妻“两人再办离婚手续。 小贾付钱后，与黑女人办好了婚姻登记手续，以为这一下子大功告成，只等着领身份证的通知单了。谁知他的“妻子“黑女人突然又提出假戏真做的要求，让小贾必须搬到她家与她同床共枕。说是如果不这样一起同居，就通不过联警上门调查这一关。  这黑女人说的倒也是实情，在巴西，想通过与巴西人结婚来搞一张身份证的事例太多了，因此凡是异国婚姻，联邦警首先怀疑里面有假，而必定会去住处在邻居中深入调查。 小贾在国内，家中有读研究生的娇妻，出国前又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找其他女人，再说他还有可爱的儿子，他岂肯和那个混身散发异味的黑女人同居。如果不幸再捣古出个黑小子来，他如何向家中的妻子儿子交待，又怎能和这个黑女人一刀两断扯得清！另外，将来他如查因为有了个黑小子，在侨界里又怎么有脸见人。 巴西有华人华侨十余万人，不乏与此间的白人、亚裔人通婚者，但还没听说过有哪个中国人与黑人结婚。嘴里口口声声说无种族歧视的中国人，其实在婚姻上排斥黑色人种是百分之百的。而在巴西的白种人，与黑人结婚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后裔中倒也有人与黑人联姻。    小贾不肯就范也不敢就范，于是，一出浅尝辄止的假结婚闹剧，就这样草草落幕收场了。床可以不上，但钱没法退还，小贾辛辛苦苦挣的三千美元，像在湖面打了一个浅浅的水漂，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不过有人说，小贾悬崖勒马是明智之举，如果一旦上了那黑女人的床，可就上床容易下床难了。因为巴西法律有一条规定，一旦发现申办身份证过程中存有舞弊现象，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作弊人的居住权并将之驱逐出境。 “借胎当爹”，是借别人肚里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当孩子出生时，在医院的出生证明“父亲”一栏里，填写上假父亲的名字。 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赵某，就曾与一个身怀六甲被人遗弃的女人同居过。这位有身孕的女人是日本人的后裔，她生下的孩子，自然会是一张东方人的面孔。赵某和日裔女人协商后，就搬进了她的家，成了孩子未来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爸爸”。 这位日裔女人当初愿意扮演“妻子”，是为了一笔可观的认子费。当孩子生下，赵某顺利地拿到身份证后，两人该分手了。但由于两人在一起扮演夫妻的时问达八个月之久，不知不觉中那女人爱上了赵某，然而赵某在国内已有妻室，不能搞异国两妻，只好克制感情，按协议付给了女方“认子费”后，两人就各奔前程，相约永不再见。 靠自己的肚皮，自力更生生孩子，可谓是一劳永逸解决身份证的最佳办法。    我认识的一对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是四年前在圣保罗一次侨社的活动中邂逅的。男的出国前，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女的是大学毕业生，又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出国后，两人在那次侨社聚会中相遇相识，并在交谈中相互同情，留下了各自的电话。后来又在孤独中相互安慰，并在困难中相互帮助，进而终于同居了。 没有身份证使这对同居者的男人，没有办法登记注册开店，只好在路边摆地摊，一闻听税务稽查来了，兜起摊布就撒腿快跑。那位女人，因没有身份证，尽管她会英语又善长文秘，但几家大公司考虑再三还是不敢聘她。 他们深感没有身份证的痛苦，痛苦中使他们未加提防地怀孕，并又心照不宣的生下一个女孩。对他们来说，与其是生孩子，倒不如说是生身份证。 孩子落地后，两张永居的身份证到手，不但非法移民的生活结束了，还有了接家眷的权利。于是，两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文化层次和志趣的矛盾凸现出来。而且两人都不能忘怀自己的前妻、前夫，生活中龊龉多起来了。终于有一天，女方接来了前夫，男方接来了前妻，这个同情和互助下临时组合起来的家庭破裂了。     男女双方各自与家人团圆了，接下来，为“身份证”──巴西生的女儿，归谁抚养的问题出现了头痛的事。双方的配偶一看到“身份证”，心中就醋意厌感翻腾，怎么可能去爱这个因对方不检点造就的产物呢？可是没有这个“身份证”，两个家庭又哪有机会团圆呢！他们说不出是该感激这个“身份证”，还是该憎恨这个“身份证”。     可恨的身份证，它酿成了多少人生的苦果和家庭的悲剧！ 当然，也有原配夫妻以生儿育女来解决身份证问题的。但如果是在不该生育的时间和地点生育，也常常令人困惑烦恼和啼笑皆非。 一位徐娘半老的王大姐，在国内的大女儿都已成婚，并为人之母了。为了搞一张身份证，王大姐找私人医生摘了避孕环，再次勇敢地挺起了与岁数很不相称的大肚皮。     十月怀胎，孕期反应，再尝一次挺大肚子的痛苦和希冀后，小女儿倒是平安的生下了，她凭医院里一张女儿的出生纸，如期拿到了那张桔红色的身份证。但这位王大姐因高龄生育，肚皮吃了长长一刀剖腹产的苦头不说，貌相彷佛也一夜之间变成了老太太。一眼看上去，昔日徐娘半老的风韵荡然无存，抱着女儿老态龙钟走在街上，就像祖母抱着小孙女。毕竟她头胎的大女儿和末胎的小女儿年龄相差了整整两旬呀。                  大赦终于盼来，遗失护照掀小高潮 巴西历史上对非法移民实行过三次大赦，分别为一九六九年、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八年。 有人总结出一条规律：巴西的大赦，总发生在老总统将要去职下台，新总统刚就职履新的日子里。持这种说法，是从拢络获取民心的“政治答谢”和“情感投资”角度上考虑的。     因循这一个规律，当签署一九八八年大赦的葛洛总统因涉嫌贪污而遭国会弹劾，副总统伊达玛补缺上台后，“今年要大赦”的传言不胫而走，给了黑暗中的非法移民一线光明曙光和些许欣慰。     然而，伊达玛披上黄绿两色相间的总统绶带，入主总统府高原宫后，只忙於整顿他的朝政和巩固他的势力，并无心体察非法移民的疾苦而去搞大赦。於是，人们又把大赦的希望延期到他的下野，说是伊达玛临下台前，可能会发慈悲进行大赦。然而，随着伊塔玛总统任期终止，依依惜别离开总统府，大赦的希望再次在望眼欲穿中落空。 当新总统卡多佐总统上台后，大赦的消息再度传来，而且这一回说得有鼻子有眼了。谁知一晃又是三年多过去了，大赦在千盼万望中就是不出来，直到连选连任的卡多佐总统，在第一任期将届满的最后一年，即去年的五月间，大赦的消息才姗姗来迟地终于传来。 第一个披露大赦消息的是一家巴西的报纸，它用的是豆腐块大小的篇幅，充其量是一则简讯，但对上万非法移民来说，这个消息比任何通栏标题下的重大新闻都重要不知多少倍。     大赦消息见诸报端后，华人们闻讯奔走相告，漏夜传播喜讯。无身份证的侨胞惊喜不已，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高兴。但欢欣之余不乏质疑者，这一回大赦是真的吗？会不会又是一次“狼来了”。当两家华文报纸抢登出司法部发布的大赦新闻，生活在地下的“黑人”脸上绽开了深信不疑的笑容，呵，大赦终于盼来了！身份证终于要到手了！为一这张身份证，有人等了十年呵！在当非法移民的日子里，有的人，国内亲人重病不能回去探望，有的人，父母去世了不能奔丧，所受的痛苦一言难尽！ 十年一逢，大赦着实来之不易，千万莫错过机会。机会可遇不可求，机会稍纵即逝，逝不再来！ 未雨绸缪。按照以往的经验，首先要准备一本清白的新护照。如果你的老护照有不良记录，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大赦范围门外。欲办申请大赦居留证的人们，在听信了莫衷一是的传言后，这样固执地认为，并把寻求一本新护照付诸了行动。     于是，从九八年五月份开始，《巴西侨报》上的护照遗失广告日渐增多。据笔者的统计，五月份刊登于《巴西侨报》上的护照遗失为二十三本，六月份为四十二本，七月份猛增至八十四本……到大赦申办身份证截止的十二月份，总共有三百三十五本护照在《巴西侨报》上宣布遗失并声明作废。仅此一项报社就收入了一万多块巴币，可谓在广告费上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护照在巴西不能替代身份证使用，也少有人携带在身，何以遗失不止，并在大赦期间形成遗失高潮呢？    总算有几位诚实的丢照人，道出其中原委：  一、偷渡入境的，换发新护照为的是消除劣迹。  二、假签证入境的，唯恐被划为非大赦之列，必须换一本新护照。在巴西法律上，没有签证入境问题倒不很严重，持假签证入境问题就相当严重，严重到甚至可以判刑下牢。    三、在非法滞留期间，犯有走私及其他罪行曾被抓被驱逐出境的，换本新护照以隐瞒罪行。 四、已有一本冒名顶替的身份证，想借此机会还其真实姓名，也需换一本新护照。 五、手中的护照尚在有效期内，但马上就要过期，并不可能得到延长签证，换一本护照也赶大赦。 六、大赦令颁布以后入境的，换本护照隐去入境时间，也混水摸鱼挤上大赦的末班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理由，有的对申请居留证确有帮助；有的则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有的弄巧成拙，反而给申请办居留带来麻烦。然而，这些大赦前躁动不安的非法移民，宁可花冤枉钱，也要多办一本护照在手，似乎这样才是万全之策，才是有备无患；才能高枕无忧，才能把心放在肚子里。 在遗失护照广告每天数个刊登的同时，一些律师和一些身份不明者，其代办大赦身份证的广告，也昭然上报。 其实，如果申办居留证的人，本人直接前往联邦警察局办理，只需交几十块钱的手续费就可办妥。可是那些代办者，藉有人不谙葡语，收费翻倍，高的七八百块，低的也要二三百块，他们看准了这些非法移民不算鼓的荷包，要不失时机地从这些人身上赚一笔。十年才碰到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能轻易放过它吗！                  总领馆官员不求感激但求理解    凡在报纸上刊登护照遗失的，到头来都要到使馆、领馆补发护照。除了遗失的护照，有人要以老护照换新护照，有人要公证这样那样的各种文件。这样一来，就远不止三百三十五本护照的事情了。 这么多的人要补照，要换照，要延照，中国大使馆、圣保罗总领馆、里约总领馆，业务量一下子翻了几倍。巴西全国九十％以上的华人居住在圣保罗，九十％以上的非法华人也滞留在圣保罗，自然圣保罗总领馆的业务量也就最大。    对于换照补照，国家是有规定的，使领馆须按章办事，不可自作主张。护照毕竟不是逛公园的月票，随丢随补，只要你肯花钱就行。因此，前来补发护照的人，一听说补照时领馆要向国内原发照机关发函调查核实，就火气不打一处来，总认为使领馆有意刁难、无故设障。于是吵的，闹的，出言不逊的，时有发生。 其实就拿圣保罗总领馆来说，上至总领事，下至办事员，人人都铭记维护华侨合法权益，是一个外交官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为了迎接大赦的到来，圣保罗总领馆早在大赦的非正式消息刚刚传来，就开始着手做各种准备工作了。 七月份的一天，霍淑珍总领事和吕凡副总领事，前往圣保罗州的联邦警察局，拜访了联警的负责人。此次拜访有两个目的：一、了解大赦的有关事宜和规定，做到心中有数。二、与联警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为将来工作交涉建立通道。    拜访回来后，霍总领事、吕副总领事与领馆有关官员，根据所了解到的以往的大赦条款，开会分析了华侨中非法移民的现状，列出了二十多种无身份证的情况，然后根据条款来对号，看哪些情况符合条款可以办理大赦申请，哪些情况不符合条款，但经过变通使之具备条件也可以办理大赦申请。 八月份，巴西大赦的条文正式出台，由国会表决后呈交高原宫，只等共和国总统签署。办理大赦的工作，即将巴西全面展开。 圣保罗总领馆再次开会研究大赦问题。会上霍淑珍总领事明确指出：“大赦为无证侨胞办理证件工作，是当前总领馆工作中的头等大事，除了负责领侨工作的同志要全力以赴外，其他部门的同志也要尽力配合。我们大家都知道，华侨中不少人等这次大赦等了十年、盼了十年，作为总领馆是非常体谅和同情他们的，应该充分离用这次机会，为华侨办证提供便利，解决他们长期没有机会解决的居留问题，只有使他们安居才能使他们乐业！” 大赦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由卡多佐总统签署实施；圣保罗总领馆从九月十一日开始，大批接待办证的华侨。 总领馆的院子里，一下子涌进那么多的办照办证人员，原先接待签证的窗口已不敷使用，那小小的房间几乎要撑破了。为了能缩短接待办证华侨的等候时间，领馆的院子过道里加摆几张办公桌，能上阵的工作人员都上阵，多头接待办证人员。 在九月份至十二月份的三个月里，每天来领馆办证的人少则几十个，多则一、二百，最多一天一下子涌入了三百余人。 十月一日是法定的国庆假日，见来办证的人有增无减，吕副总领事、高领事与霍淑珍总领事一商量，决定取消总领馆十月一日和二日的假期，利用这两天假日照常接待前来办证件的侨胞。    在办证期间，工作量最大的要算负责领侨使工作的高国辉领事、顾云芬领事和吕凡副总领事了。他们天天要加班加点做证件和护照，早则干到晚上十点，晚则干到半夜一、二点钟。换照的期限，也随着大赦截止日期的临近，以及侨胞的要求而越来越短。由正常的一个月时间取照，缩短到十天、七天、五天、三天，以至到了大赦最后的几天，当天送件当天取照。 圣保罗总领馆的几位领事夫人，本不在编制内，没有工作任务，但她们见领侨工作这么忙，也主动来帮忙，加入了接待工作。尽管她们一工作就是大半天，但她们一分报酬也没有，纯属义务帮忙。 对於高领事、顾领事、吕凡副总领事来说，加班加点几乎是天天的，但是没有一分钱的补贴费。所有加急办照办证收的加急费，总领馆也一分不能截留，全部如数上交国家。在那不同寻常的三个月里，高领事累瘦了五公斤，吕凡副总领事也掉了三公斤肉。     可是一切，侨胞们很多人并不了解，反而稍有事不称心如意，就埋怨责怪，怪话连天。吵吵闹闹的有之，骂骂咧咧的有之，更有人恐吓威胁道：“今天老子没有带枪来！”    有个别侨胞，因不符合办证办照的条件，暂未给他办理，为泄私愤，他就在侨社中到处散布谣言，说到领馆去办证，不塞钱就别想办成事。 有一天，一位不符合办证条件的华侨被高领事拒绝了，当同时又负责水灾捐款工作的高领事，在接待一位来捐款的侨胞时，这位华侨眼睛一亮，彷佛抓到了有力的攻击把柄，当众大声叫道：“看啊，高领事在收黑钱喽，不给黑钱就不给办证！”    不明真相的侨胞们，立时把目光转向高领事。 高领事很生气，严辞驳斥：“你说话要负责任，要弄清事实，不要混淆事非，这是行贿的黑钱吗？这是侨胞们向国内水灾地区的捐赠的水灾捐款！” 那个恶语中伤的华侨，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旁边来交水灾捐款的侨胞们，愤愤不平，都火了，要动手揍他。 又一天，一位身材高大的华侨来到领馆，一进门就问谁是高领事。 高领事说：“我就是。”     这位大个子忙亲热地上前握手寒喧：“听说你是东北人，咱们是老乡呀，见到了老乡我办证的事就没有问题了！” 高领事却一笑道 ：“那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情况，如果符合规定，不是老乡该办的也得办，如果不符合规定，是老乡不能办的还是不能办！” 高领事详细询问了解了他的情况，见他符合大赦办证的条件，几天後就给他办好了。    那位大个子来取件时，很是感激，非要请高领事吃顿饭。高领事婉言谢绝，道：“你的情谊我领了，但我工作太忙了，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吃饭。你看，那么多的侨胞都和你一样着急地等待办证，我去吃一顿饭，至少又要少办七八本护照，又有七八个侨胞着急！”     为了方便侨胞们办证，总领馆设了一个咨询处，专门详细解释和回答关於大赦办证的疑问，指导侨胞们正确和便捷办证。 有一天，一位在领馆指导下，为饭店工人办妥了大赦白卡的饭店老板来感谢总领馆来了，进门就当众拍下了三百美元。他高兴的说：“我们饭店的几个工人，都顺利地拿到了白卡，大家都很感谢领事们的帮助，这是大家凑的一点钱，仅想略表一点心意。需要声明的是，这钱不是来行贿的，你看看领馆的同志们，为侨胞们办证，眼都熬红了，人都累瘦了，这钱叫厨师拿去给领事们加几个菜行不？” 加几个菜本算不上什么违纪的事，但领馆还是坚决不收这笔钱。老板难违工人之托，领馆难收无名之赠，双方推来推去差点吵起来。 看好事眼看闹成僵局，高领事提了个建议：“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把钱收回去，那可以捐给国内的水灾灾区。这样领馆倒是可以代收这笔钱。” 店老板一听点头同意了，高领事当场开捐款收据，问老板收据开谁的名字，结果老板坚决不具姓名，收据上只好落款“无名氏”捐款三百元。 由於领馆的努力工作，使上千人在这次大赦中获得了合法居留证。事后很多侨胞都来电话或亲自登门感谢，有人还送来礼品，都被婉言退回。 吕副总领事的一段话，说出了领馆同志的心里话：“大赦期间，尽管我们工作很累，但通过我们的工作，给华侨们解决了居留问题，我们感到比什么都高兴。看上去，我们有时是在为一个侨胞办理居留证件，但其结果有时往往是救了一家人；有时弥合了一对长年分居而将离异的夫妻的感情；有时解决了侨胞的孩子上学和工作的人生大事。这使我们有了一种工作的成就感，有这一点也就足矣。”     霍总领事则说：“这一次大赦中为侨胞办事，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们不求侨胞感谢，但求侨胞理解，理解比什么都重要！” 三万多外侨获居留权，严查非法移民警报又响     一九九八年六月，政府公报正式公布了对境内非法移民大赦法令。 法令开头这样写道：巴西共和国总统依据宪法及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九六七五号法第二条有关规定颁布如下： 第一条，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入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可申请临时居留登记。     第二条，下列情况为非法居留：A、偷渡入境者。B、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正常途径入境，但逾期滞留者。C、根据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日第七六八五号法领取临时居留证后，未依照该法第五、第六条规定办理永居手续者。     第三条，临时居留证将向居留在境 内的外国人确保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利义务。     第四条，为确认临时居留登记权，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应在自此法公布之日起九十天内向联邦警察的某一机构报到，并填写专门表格，须随身携带如下文件： ……     以上大赦令经国会通过后，已呈交卡多佐总统签署。据司法部的非正式统计，当时巴西境内有非法移民三万余名，而大赦法案提案人、国会议员若泽·德·阿布雷乌却认为，巴西的非法移民多达二十余万人。这些人当中，有的生活相当艰苦贫困。因此，政府欲借大赦来改变境内非法移民的政策，受到了巴西全国天主教联合会、巴西律师公会及联合国难民组织的支持和赞扬。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适逢巴西独立节。是日，卡多佐总统在大赦法令上郑重地签上他的名字：“非尔南多·恩黑克·卡多佐”。 于是，从九月七日这一天起，到十二月七日的九十天内，便成为非法移民前往联邦警察局设在全国各地办事机构，办理大赦申请登记的期限。 外国非法移民大都集中在圣保罗市。圣保罗是巴西最大也是南美最大的城市，它不仅是巴西的经济中心，也是南美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它的一千五百万人口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加工能力，成为历来吸引各国移民的首选城市。 圣保罗联邦警察局，在办理大赦工作的最初几天，对情况的估计不足，他们仍在二楼的老地方接待前来申请登记的非法移民。几天后二楼的大厅空间就显得拥挤不堪，前来登记的人排成长龙，龙尾一直甩到大街上，堵塞了楼梯和走道，至到这时才不得不在楼下的走廊里加了几张办公桌，接待熙来攘往的申请居留者。     来办申请的人各怀不同的心情，有人喜形于色，有人忐忑不安。喜形于色的人，在为终于熬到了领证的一天而高兴；而忐忑不安的人，却在为自己的前科会不影响这次申请居留证而担心。 一位在华文报社从事编采工作的小伙子，一大早赶到圣保罗联警大楼办理大赦手续。填完表格递交进去，刚拿到身份证取件凭证后，马上就大步昂然蹬上三楼，敲响联警某主管警官的房门，对这位警官进行起有关大赦方面的采访来。  几分钟前他还是一个非法移民，但现在他不是了，作为一个中国报纸的记者，他是来理直气壮采访联警有关负责人的，在他看来，警方理应提供这方面的情况。     小伙子来巴西五年了，第一回这么神采飞扬，这么扬眉吐气。而就是在这同一座大楼里，三年前他曾因没带他的一年留学身份证正本，而被带到这里交了一次“学费”。而后他又因为身份证过期，想进而不敢再进这里。今天，虽然他事先未与警方约定采访时间，但联邦警官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     当然，这位警官不知道，就是面前这位华文报纸的记者，几分钟前还在楼下填写大赦申请表呢！其实，就是这位警官知道小伙子是大赦申请登记人，你又能怎么样？领到了临时身份证取件凭证者，就是合法侨民，这是大赦法律所赋予所有的非法移民一定时期内的权利。 九十天的大赦申请登记期限转眼即逝，十二月七日是大赦登记截止日。在这最后的一天，赶来办申请的人达到了高峰，圣保罗的联警不得不加班加点到翌日凌晨，才办完了最后一个人的申请手续，为巴西历史上的第四次大赦画上了句号。     据联邦警察总局第二天的统计资料，本次大赦全国共有三万七千四百七十七人申请办理了临身份证，由于有些州还未向司法部提供全部材料，司法部长相信这次申请居留证的外国人接近四万人。在已统计出来的人数中，非法移民最多的是玻利维亚人，共三千九百八十人，其次为中国人，共一千九百九十五人，韩国人六百四十四人，智利人五百五十八人……以州而论，圣保罗州所接到的登记申请最多，达二万三千四百九十七人，里约·热内卢州七百十八人，巴拉那州五百四十六人。圣保罗的人数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但在地域广大的亚玛逊地区，几乎没有人出面申请居留，在西部与邻国交界的几个州，原以为前来登记的非法移民也不少，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前往申请的人寥寥无几。     十年一逢的第四次巴西大赦，十二月七日深夜落下了帷幕，司法部在前一天发布的通告中宣布：本次大赦不再延期，从九月八日起，联邦警察将在全国各地展开稽查行动，一旦有非法移民被逮捕，将递解出境或遣返原居住国，此话并非耸听危言！     言出法随。果然，第二天联警警车的警铃，又在大街小巷里响起来。 大赦是有期限的，然而非法移民的入侵是无期限的。一批批老的移民，千辛万苦熬到了居留权，一批批新的移民，又顽强不断地涌来了。大赦截止后的第二个月，《巴西侨报》上的护照遗失广告，又猛然增多就是一个佐证。 然后，这一批批的后来者，又开始了年复一年的艰辛等候，等候着下一个大赦的到来！     大赦，自由民主的移民国家的一个暂无休止的主题！（袁一平 写于2000年）